近年来，中医馆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逐渐兴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医馆行业的生态状况，我们进行了一项全面的调研。本文将带您深入了解调研结果，探索中医馆在城市中的发展趋势、面临的挑战以及行业前景展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医馆行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01｜大湾区:以深圳广州为例，消费化特征显著，资本化发展活跃

1、消费化、生活化特征明显；

2、连锁化程度相对较高，资本化发展较为成熟，并购转让等动态活跃；

3、重视青年中医的培养；

4、政策“严监管”，支持与约束并行

以深圳为代表，深圳是第一个将“中医馆”写入中医药地方法规的城市，率先摸索并确定了中医馆的执行标准，在监管上不允许在医馆使用西医，为全国纯中医模式的中医馆运营机制开创了先河。从政策的层面看，大湾区支持与约束并行，扶持与规范并重，监管较为严格，对中医馆合规性以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要求。

大湾区的中医馆和中医诊所，目前很多新增的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从数量、覆盖上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做得好的头部中医机构，往往有精准的定位，差异化特征显著，它们会选择聚焦康复、疼痛、理疗、皮肤、不孕症等领域，“小而美”的专科形态比较常见。并且，大湾区中医头部机构较为注重消费型医疗，以及线上视频号、小红书等运营，推广手段精准、年轻化。

大湾区的人口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化，是消费医疗的重要阵地，其中医馆形态亦呈现消费化、生活化等特征，中医推拿专科、中医美容专科等发展趋势蓬勃，针对年轻群体职业劳损的中医康复机构亦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美团上深圳中医机构分布

这类机构往往分两种，一种聚焦写字楼上班族，选址通常在高新科技园、商圈，客群以18到45岁的年轻人为主；另一种定位社区聚焦疼痛领域，以“核心产品+理疗技术”为主，单店模型简单，客群为上班族和中老年群体，从医疗下沉到生活消费，做从医疗到大健康圈层的延伸。例如元大中医连锁门诊，定位社区，在疫情期间一年内新增30多家门店扩张。

相比于其他地区，大湾区美业转型做中医的特别多，一些美业服务机构甚至注册成为中医诊所或中医馆，通过部分专业诊疗和理疗、推拿等非药物服务为原有顾客提供更高附加值的服务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社会办医角逐的风口与浪尖。以深圳为例，深圳已成为众多中医馆标杆企业的重点市场。

和顺堂在深圳探索出第一家纯中医模式的坐堂医诊所 ，在此之前中医师在医院内出诊，更多借助西医检验方式，采用西医诊断逻辑，甚至开出西药，而传统的“中医坐堂”则被武断视为“非法行医”。2007年，和顺堂的“中医坐堂”模式在深圳率先破冰，中医坐堂只允许使用中药，其灵活与高效为社区患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与此同时，和顺堂还打造精品中药生产基地，接收了外企精品中药采购，甚至还以企业内控标准为蓝本编撰出版的中药典籍《和顺中药典》，有自己的中央大药房（调剂煎煮中心）。

通透堂在深圳实践出了一套标准化的推拿技术体系，将疼痛专科技术拆解，形成可复制、标准化的流程，把疼痛分为32个核心痛点，255个常见痛点和1000个左右的存在痛点。通透堂在深圳市中心CBD 开了 1300 平米推拿专科诊所，并有多家连锁分店。

固生堂深圳竹子林店一度成为其全国营业额最高的门店；

石兴凯中医馆在深圳摸索中医美容减肥健康管理消费化的特色模式，集中医诊疗、中医养生、健康管理、学术交流等服务于一体。

正安中医也将其全国连锁门店第一站放在深圳……

大湾区中医馆连锁化程度相对较高，资本化发展较为成熟，并购转让等动态活跃。总部在广州的“中医馆第一股”固生堂在港股成功敲钟；“国家队”也入局医馆资本市场，国药集团旗下医疗健康产业公司大张旗鼓在大湾区收购中医馆；木棉花生殖等民营中医机构不断连锁扩张，今年木棉花也将继续复制扩张迈向13城20院。

02｜华北地区：以北京为例，专家资源优势，高端医疗主战场

1、专家资源丰富，技术优势领先；

2、公立医疗资源过于集中且强大，社会办中医生存空间狭小。中医馆形态除了医生创业“小而散”个体户，就是做高端中医机构形态，中间部分很难生存发展；

3、高净值客户群体多，商业保险发展较为完善，适合新型高端中医机构发展；

4、传统历史沉淀悠久，名医后代办医是特色。

以北京为例，北京的中医馆发展的历史底蕴与华东地区类似，有些悠长深厚的传统积淀，名医后代医术传承得到了延续。例如民国时期著名的北京四大名医——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至今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孔医堂等将其技术体系传承了下来。

北京的专家资源丰富，国医大师、名老中医扎堆，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在北京开中医馆有着明显的技术优势，北京很多医馆与名老中医的关系也不仅仅只是多点执业花成本买专家的时间，这种较浅的合作关系，而是有了更深度的捆绑，把名老中医的经验技术转化成标准化的产品，或者形成一套标准化的解决方案。

不少北京的中医馆也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技术成果转化，去赋能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医疗机构，例如杏园金方国医医院，通过多年的患者医案数据，探索总结出了一套关于***治疗的单病种解决方案，赋能全国其他地区的基层中青年医生，去运用“简明易懂”的中医技术做慢病管理。金方国医医院里青年中医已稳定占到全院门诊量的73%，很多青年医生的门诊量已经远超老专家门诊量。

北京对中医馆、中医门诊的审批十分地严格，基本上四环以内都没有太大的可能批下来了。加上公立三甲资源的丰富，北京民营中医市场呈现出“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景象，拥有着全国最集中最顶级的公立医疗资源，这些“大树”往往与“小草”们共同争抢阳光，民营医疗只能插缝生存。

因此，在北京的中医馆业态里，要么是医师创业的“小而散”的中医机构个体户，要么是走高端中医路线的头部医馆，中间形态很难生存与发展。

在公立资源密集且强势的北京，会倒逼民营医疗转型，走高端医疗、精准医疗、养生医疗等方向，尽量错开公立和社区的赛道，做公立医疗暂时不能做的事。

北京无疑是发展高端中医最适合的城市之一，这里拥有着最集中的国医大师、名老中医资源，大批的高净值客户群体，以及成熟完善的高端医疗保险。这类中医诊所往往使用精品饮片，患者自费或者商保买单，不给药费提成，不走以药养医道路。在北京，高端中医诊所的门诊费目前普遍300元起，500-1000元也有相当的市场需求。

北京的头部高端中医机构在装修上都比较简约明朗现代化，提倡做传统中医的现代表达。从以前追求名老中医慢慢的转型为以青年医生为主，高端医疗更多强调客户服务意识与体验感，相比于名老中医，青年医师的服务意识明显要好很多，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也让其逐渐得到客户的信任。

明经堂是北京高端中医馆的代表，围绕“家庭健康为中心”，是北京第一家以内调外养的方式做医养结合的高端中医馆，疫情后由原来的三家医馆合并成了一家。

上医仁家中医馆是上市药企开线下医馆——“从药到医”的代表，他们做的是线下医馆+线上互联网医院+中医生集团+供应链的全方位集合。

平心堂是“以患者为中心”为导向的高端中医机构，他们讲选择医生的权力完全交给患者，由患者根据疗效对医生进行“淘汰”。

跨界办医同时也成为北京中医馆的一张“名片”。当归中医/行知堂创始人李永明做互联网出身；容德和正中医诊所的两位创始人亦来自互联网行业；正安中医创始人梁冬则是资深媒体人；平心堂创始人是前卫生部部长之子，也不是中医科班出身。这些跨界办的医馆，如今都成为了京城中医最亮眼的名片，跨界思维助力了医馆的突破与发展。

03｜西南地区：以成都为例，形态多元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中医馆数量增长迅猛，形态多元、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反内卷，医馆抱团取暖合作共赢；

3、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特色。

以成都为例，在成都华西一家独大，但是成都不像北京那样“大树底下不长草”，反而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一些形态多元、创新的中医馆越来越多。

据《成都统计年鉴2022》统计，至2021年底成都市有2600多家中医类医疗机构，其中中医诊所、中医馆数量高达2480家，成都98%的中医机构都是民营性质。

十年间成都常住人口从1500万增长至2100万，人口的增长必定带来医疗需求的增长。加上作为“西南第一城”的区位优势，医疗服务范围辐射云贵川等地。

由于寒湿的天气，成都的人民将中药融入饮食，创造了人见人爱的麻辣火锅，中医已经渗透到了成都人的骨子里。在中药材资源上、蕴藏量、常用中药品种和地道药种类方面，成都均为全国第一。

成都的低物价和居民的高消费，对普适性便民医疗是一种鼓舞，成都中医馆资源丰富，“新玩家”积极入局。开店成本低、审批相对较快，成了成都中医馆快速扩张的重要因素。而且，由于许多中医门诊缺乏医保支持，常见病、多发病在15分钟便捷生活圈内完成，自费意愿较高。

成都中医机构形态多元、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做中医美容的汉棠汉方，做标准化的汉方美容养生项目，将中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做“医美养”聚焦社区的川派女子中医，中医博士团队的MDT诊疗模式，为女性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价格定位在中高端，主要以中医外治方法为主，以中医妇科、中医儿科、中医疼痛、中医医美为诊疗特色。他们也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解决居民的常见病和突发病。

做中医生活化新零售的学术型医馆秉正堂，他们从产品开发设计、医馆文化教育、青年中医师培养体系三个维度，实现“中医重新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目标 ,中医奶茶、中医鸡尾酒、中医**巧克力……中医产品化打磨相对成熟且接地气。

做脊柱专科的铃医脊科，是成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消费专科机构，门店在人才、技术工具、服务、会员等多方面建立了规范化体系。

新型连锁中医馆承启堂，是成都新中医连锁医馆的旗帜，中医专科项目有小儿鼻炎管理、女性塑形减肥、疼痛康复等。

做中医科普的羊爸爸，以互联网思维实现用户价值最大化为导向，从中医育儿科普平台到线下实体诊所的延伸。

“从药到医”的杏林春堂、德仁堂，德仁堂中医养老与康复上也有发力，越来越多的本土老字号药企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积极推动大健康战略。有的选择自己开设诊所，有的选择并购的方式整合医疗机构资源，都在纷纷由“药”到“医”进行转型。

同时，成都也有以寇小儿、王小儿、肖小儿、熊小儿为代表恩中医“四小儿”，在中医现代化探索上，寇小儿从信息化系统、标准化制药、医生教学及培养方面做出了许多尝试。中医儿科的活跃也从侧面表明了成都中医文化的浓厚，当地居民都比较比较信赖中医。

成都的中医馆十分团结，给人一种“抱团取暖，差异化发展”的感觉，医馆之间错位竞争，与同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国首个中医诊所协会也是在成都诞生，由本土中医连锁品牌德仁堂、杏林春堂、寇小儿、承启堂、秉正堂、铃医脊科等医疗机构发起，吸纳了市域范围内的几十余家中医、中西医、民族医诊所机构会员。他们探索成都中医诊所的行业评价机制，也会做中药材的联合采购。在调研的那么多个城市中，与其他城市内卷“互挖墙脚”氛围不同，成都是让人感觉同行间最为熟络，沟通交流最为频繁的城市。

从人才的维度，成都中医馆生态带来的启发是——未来的中医馆不是互相挖墙脚挖人才，而是要进行横向的项目合作，“单打独斗的时代已过去，To B抱团合作共赢的时代已到来”。从专科领域的维度，可以看到成都的中医馆开始从基础医疗大综合转型成特色专科，具体的扩张策略也转型为门诊效率的提升以及技术、产品、品牌的输出。

文化建设是医馆的灵魂之一，成都的医馆对外进行中医文化的传播，对内坚持医馆文化的积淀。例如承启堂策划小小郎中说演讲比赛 ；秉正堂开办动漫中医夏令营、“蒲公英”班、中医生活学院，将“产品+教育”作为主线 ；寇小儿在一楼新开辟了中医生活馆计划下一步在里面办中医文化沙龙……他们都认为教育是比医疗更慢周期更长的事业，但其影响力和可辐射面很广。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还拥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医资源，例如藏医、藏羌医、彝医、苗医、壮医，不少已形成连锁规模，有些实现线上线下结合，为传统少数民族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甘露海藏医院，他们以藏医药的互联网诊疗为核心，打通了线上互联网医院、线下实体医院、研究院、原药材种植基地、制剂中心、智慧医疗健康服务中心等，目前已经凸显出资本化价值。

04｜华东地区：以南京杭州为例，传统老字号引领新发展

1、医保政策宽松，医馆对医保依赖程度高；

2、老龄化程度高，“中医+养老康复”成刚需；

3、中医文化沉淀深厚，传统老字号引领新发展；

4、膏方市场活跃

医保政策宽松，医馆对医保依赖程度高是浙江中医馆的特点。以杭州为例，杭州的医保政策较为宽松，医馆对医保的依赖程度高。除此之外，浙江省还规定在继续收取一般诊查费的基础上( 挂号费)基础上，可以加收中医门诊辨证论治费并纳人医保基金支付。

浙江省将符合规定的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人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并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中内设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浙江的医保政策覆盖极广，从产业到医疗服务机构端再到延伸至养老。

作为我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区域，人口结构影响医疗机构业务战略倾斜。华东的中医馆相对来说比较注重中医在慢病管理领域所起的作用，“中医+养老康复”成为刚需，中医馆不得不面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做出业务调整与延伸。

南京本草堂就是“中医+养老”的代表之一，养老院与中医馆相距仅仅200米，中医馆四十几位中医专家随时可以给老年人提供一些中医诊疗服务。固生堂也在华东地区收购了几家护理院和以慢病管理为特色的中医馆。与此同时，很多中医馆选择分布在社区，方便中老年人看病、治未病，满足社区居民“老龄化全方位医疗保健”需求。中医养老江苏先行，江苏在中医养老上发力很多，南京、南通、徐州、泰州等多个城市近年来也有支持政策鼓励中医养老机构发展。

江浙一带百年老字号非常之多，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有着百年老店胡庆余堂、张同泰堂、方回春堂、桐君堂等。

华东地区的膏方市场异常活跃，其实北方的气候条件更适合膏方进补的特点，但是膏方的北方市场却十分冷清，调研的很多家北方中医馆都表示他们的医生更青睐针药并用而不是膏方。与北方相反，南方特别是华东地区膏方受到热捧。

杭州胡庆余堂、方回春堂每年的膏方节都成为当地重要的活动之一，上海的雷允上、童涵春堂、蔡同德堂等老字号医馆大多有常规挂号和膏方挂号两种挂号费标准。

据《中国膏方养生白皮书》统计，目前线下传统膏方市场规模就达到10亿，江浙沪是重要的战场之一。“名医+定制”的开方方式受到消费者青睐，不过近年来华东地区消费者服用膏方的目的也从单纯防病治病转向更加多元，包括调整亚健康状态、增强体质等。